灵格风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而记录，摄影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就以宁舟浩《一个人的世界》为例，事实上，在他开始准备拍摄这些老人院的老人时候，客观条件就已经不允许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存在了，他虽然并没有更多的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却用精湛的镜头语言表达出了老人世界的孤独和无奈，从而很自然的令看到图片的人心生感动。从这一个方面来看，摄影记者其实已经将自己与被拍摄对象和题材融合到了一起，他的拍摄行为其实已经影响到了被拍摄者。
上树的小猪：灵格风儿，假如你自己是《雨中骑车摔跤照》的拍摄者，当你看到水坑的时候，你会如何去拍摄。
胡豆：哈哈，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光拍摄水坑，然后再告诉人们下雨小心水坑，显然报道力度不过，题材平庸，不足以吸引读者的观看欲望；摆拍，花钱雇人故意摔交，则又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拍还是不拍，要拍如何拍，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呀！
上树的小猪：这个两难的选择，让我想起了 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得主凯文·卡特的死亡。1993年的时候，他来到处于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苏丹进行采访， 一天，他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秃鹫，正等待那小女孩的死亡而成为其即将到口的美餐。卡特拍下了这个镜头。3月26日，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张图片，立刻在各国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这张照片唤起了人们对于非洲苏丹的同情心。同时，人们也更加的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询问那个小女孩子最后是否得救，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人们纷纷质问卡特，为什么身在现场的他却只顾拍照而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卡特的朋友也认为他当时应该放下相机去帮助小女孩。正是由于这些指责和卡特内心良心上的冲突，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应该来这里。”也正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与自己内心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卡特在获得普利策奖3个月后就自杀了。在他尸体旁有一个纸条写着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
胡豆：其实卡特之死是摄影记者追求“好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冲突的结果。我同意灵格风儿认为的摄影者的行为是具有公德意义的观点。也认为摄影本身，特别是社会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更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义性质。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们在指责 《雨中骑车摔跤照》的拍摄者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指责的是谁制造了水坑。谁更应该为水坑的存在而负责。如果水坑不存在，就不会有人摔交，《雨中骑车摔跤照》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在这里我们更应该问问那些道路的管理者是不是履行了他们应尽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