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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不禁会问，基因革命，是否也会带来资本市场上新一轮的“投资泡沫”，像刚刚在网络业中发生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的“投资泡沫”不可避免。首先，掌握基因技术的人和当初掌握电脑技术的人一样，都会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只要有投资活动参与，就总会有人去冒风险追求较高的收益。其次，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因为其新，确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结构还不为人所知，必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盲目乐观和随后的盲目悲观在市场上都难以避免；乐观时一窝蜂地上，悲观时一窝蜂地逃，都是市场上的自然行为。第三，也许正是这种“泡沫”、“浪潮”，得以使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向新技术集中，使新技术得到发展，并在泡沫过后的市场重组中实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没有这种“市场泡沫”的出现，新技术的应用就会慢很多。一定规模的“投资泡沫”所造成的资金浪费，其实比”计划投资”所造成的浪费更小，而不是更大。当然尽可能使泡沫小一点，尽可能地减少浪费，总是我们研究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的目的。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基因革命所能带来的投资泡沫，很可能比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投资泡沫要小，市场的波动也会小得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生物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之间，在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而会使其商业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基因产品从技术形成到产品投放市场之间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网络的产品可以很快地投放市场，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人类传递、处理、交换信息的方式，再怎么样也不会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而生物产品多数“人命关天”，不可轻意应用。结果就是，硅谷产品从技术形成到投放市场的周期，可以以月计，而有的基因产品比如药品的试验周期就可能需要八年十年。即使不是药物，食物也是直接有关人体健康的；对动物和植物进行的基因工程，也关系到是否会出现危害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存、危害自然环境、危害我们星球上的自然状态、改变我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新物种”。同时，人们对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已经表明，基因? 所直接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问题，要比以往其它历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都大得多、复杂得多，非得先“想想清楚”再说，定一些“规矩”再说。信息产业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占有领先地位的市场上(如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政府规则，而基因产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要有公共规则的制定，以防范上述各种可能产生的对人类的危害。而为了防范对人类的危害，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公共管制，必须更多地依靠政府的管理。这样，“企业家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速度就必然受到像“药检局”那样的政府机构的“官僚文化”的制约，这是我们不得不付、也值得付出的成本(其机会成本是对人类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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