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建设，直到40年代中后期泡沫破裂后才走上正轨，到了70年代终于成为新产业革命的经济命脉——人们也只有在泡沫破灭后才认认真真地做生意，于是才收获丰厚的利益。互联网也只有在清除泡沫后的后NASDAQ时代显露其庐山真面目，人们才开始理智地客观地认识新经济的本质。毫无质疑，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产业本身对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带来猛烈的冲击和变革，但对总体经济生产力的提升，像是黎明曙光，耀眼却不炙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认识到今天的新经济，明天就可能变成旧经济，而旧经济里的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也许可能成为新经济；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则正好鲜明地告诉了人们，新经济的方向就在那里。
这是一条崎岖而艰险的路，唯一忧虑的是上路的人们是否都能义无返顾地坚持到最后？
铭记古希伯人的格言“活到最后，就能看到结果。”
新经济对抗旧理论
将新经济定义为“电脑与网络所带来的一切经济革新”未免太过空泛，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早在几十年前的大型计算机时代就已在银行及电信系统广为应用并为证券市场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交易提供技术支持。但在20世纪60-90年代中期，使用计算机似乎对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并无多少显著的贡献。
但新经济转眼成为现实，主要依据就是美国经济增长明显超过预期。网络是否正在引起一种“新经济”？这种新经济是怎样改变着原有旧经济学体系，经历了股市泡沫洗礼后新经济又该如何诠释？2000年后美国学界显然有着分歧的看法。
格林斯潘的看法代表了美国“官方观点”：美国企业自从80年代末期以来持续在信息与通讯设备领域的投资和以风险投资、企业价值重整为特征的管理革命，是层面更广的技术、经济转型之关键。网络为核心的信息科技大普及，让世界范围的信息更新与获得变得迅捷与廉价，从而有力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生产规划变的更简便；库存与物流成本得以大大降低；商品上下游的渠道关系得以彻底改变，新的网络价值得到构建。基于此在90年代末期，美联储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大家们却持忧虑态度。2000年伊始，萨缪尔森再次表达了对“新经济”的质疑：“我无法预测前景，但我却知道，眼下有足够的不祥之兆，叫我们警惕。”无情的经济数据支撑萨缪尔森的忧心——1999年美国股市全年中73%的公司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上市招股，而1995年中这个比例是23%；其中互联网公司（242家），更有93%没有盈利，每家公司年平均亏损1780万美元。然而几近疯狂的股价已经超出了以往经济学的解释范围，这是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股票投资专家巴菲特对网络的姿态——尽管帐面收入看来有些损失，但巴菲特坚持对网络神话冷眼旁观。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对此不以为然，2000年8月在接受美国以新经济为核心的杂志《Business2.0》的专访中，他风趣地表示“我并不认为网站们作错了什么，但是他们也没有做对任何事。”杜拉克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指出用传统经济学来诠释新经济已经完全过时。一是货币与税收的效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虽然以减税理论著称的经济学家芒德尔在199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货币工具和税收工具对“新经济”是不是同样有效已成疑问；二是稀缺规律被否定。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学概念的美国经济学者高登哈伯指出“一个简单的理由是：经济是由稀缺的东西决定的，而信息，尤其是网络中的信息，不仅丰富，甚至泛滥”，其结果是注意力成为新的稀缺资源。此前香港学者张五常曾提出“马克思能不能解释邓丽君？”的问题，也给“稀缺资源”赋予了新的内涵；三是商品一旦出售就不再拥有的特性，也被网络信息革命所否定。同时面对美国经常性赤字的质疑，杜拉克将其归之于一种“可能的幻象”，认为与美国信息网络产业的繁荣相比，完全不值得忧虑。
另一些论者则担忧信息产业的热潮只是泡沫经济的翻版。这些论者根据大部分网股严重亏损或利润偏低，股价却大幅飙升的现象，断言网股股价远低所值，全球股市濒临崩溃边缘。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假设了明天的利润等于今天的利润，这假设对于传统工业经济是正确的，却不适用于信息经济。由于网股公司大多处于成长期，现时业绩并不反映将来表现，因此不能用短期利润来决定合理股价。
但什么才反映长期利润和合理股价呢？一个方法是计算某公司的现有用户数量（installed base）和每位用户对该公司的价值，以其乘积来预测该公司的市值，这解释了网股股价远超利润的现象。只要对用户价值的预测正确，泡沫经济便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