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地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显示，经理人在工作环境方面的痛苦主要集中在预定工作目标过高、公司发展不明朗、人才流失严重以及付出与收入比例失调上，这几方面的痛苦指数都比较高。
大约32%经理人普遍感觉工作超负荷运作，对收入也不是非常满意，由于体力和精神的双重透支，部分经理人已经苦不堪言。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选择寻求新的发展，或者跳槽。
从这份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理人痛苦现状的大致分布情况。在综合痛苦指数表中，企业缺乏诚信以63排名痛苦指数第一，至于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部分经理人有切肤之痛，39.6%经理人对于以上两方面感到痛苦较大，受到困扰，大约23%的经理人感到异常痛苦。
如果把企业的经营环境比作一个跷跷板，经理人坐在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国际化人才竞争的压力、信息技术的挑战和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差距，相信每个经理人都不会感到轻松。大约48%-53%的经理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有一部分甚至会感到焦虑不安，备受痛苦煎熬。
很多经理人十分看重公司给员工提供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在一个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暂时的高薪更为重要。36%的经理人对于工作太忙而放弃培训计划感到非常痛苦。至于个人感情和家庭方面，经理人对于工作关系影响到关心子女教育和成长感到十分内疚，有22%的经理人对此感到有点痛苦，47%的经理人则感觉十分痛苦，不知道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何谓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可以说是一个外来学术词语，记者上网查查资料，这方面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只是看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江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宋林飞在1988年，设计出“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用“痛苦指数”、“贫富指数”、“不安指数”等指标体系来确定社会风险等级。相信随着国内国外的进一步交流，“痛苦指数”的确切含义也将逐渐清晰起来，并且会不断地提醒人们及时做好控制和疏导工作，化解矛盾，把冲突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
“经理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苍白无味的名词，甚至大、中专学生、机关干部对这一“名称”也说不清楚是干什么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一下子冒出来成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几十万的经理人。这些经理人，有的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有的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打工”，每个经理人都有自己的老板，也有所谓的上级，他们戴着耀眼的光环，经常出入宾馆、商场，有时出差出国，常年奔波在汽车、火车、飞机上，他们吃无定所，住无常地，不能常与家人团聚，不能按时上下班，工作压力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以及来自上、下级的不满，在他们内心常常积聚起很大能量，很多痛苦，然而他们又不能像常人一样随时倾诉、宣泄，因此，他们内心的焦虑、不安时常袭上心头，一些社会学家将他们的痛苦按照不同方面程度大孝权重多少，设计制定了相关指数，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痛苦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