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绝密赶制“秘方” 中国软件业两年赶超印度？ | | 2002-03-27·
· ··21世纪经济报道
| 赶制"秘方"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员Ted·Tschang先生与中国软件企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北京开年来第一场沙尘风暴中结束了。
从2月26日到3月21日，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孙老师等一行人的陪同下，对印、美软件业深有研究的Ted教授拜访了北京、济南、西安3地近30家主要软件企业，为双方合作的一份“中印软件产业对比分析报告”进行初期调研。
一路上，见惯了动则上万人的印度软件公司的Ted先生有一个问题始终百问不得其解，那就是：中国的软件公司为什么总也大不起来呢？
这个问题，同样也让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百思难得其解。
在朱镕基总理访印回国后，从1月底开始，科技部的几位司长联合北京市科委，发动多位软件业专家及企业老总，前前后后十几次密会。求解的内容就是“中国软件业如何在2年内赶超印度”。这是一份按总理亲自批示需紧急草拟的报告，也是2002年科技部在软件方面的“头等大事”。
据悉，这份长达30多页的报告，已接近最后工序，即将于近期递交国务院。曾参与该报告后期讨论工作的中科院院士、“中国Linux之父”袁萌，及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孙玉芳透露：报告上交后，“应该会有一些新政策出台”。
正积极行动准备为此出谋划策的，不止科技部。围绕这个“2年赶超”的主题，中央政策研究室已经召集各路专家开过3次讨论会，并计划遍访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软件强国实地考察；作为软件主管机关的信息产业部，也准备在几个月后“拿个方案出来”；而早于他们之前，国家计委已请麦肯锡公司出山为中印软件业把过脉，开了一份详细的咨询报告。
与清华合作的这个项目正好踩中了中国政府研制“赶超计划”的鼓点，是亚洲开发银行的Ted先生没有想到的。但是，在中国北方近30家软件公司中转悠了一圈后的Ted先生，对于“2年”这个提法并没有得出乐观结论。
国内业界普遍亦觉赶超绝非2年之功，比较一致的预计认为，起码需要5～10年。
而自称“少言派”的“女娲计划”领袖、我国嵌入式操作系统及软件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钟锡昌先生，则不愿为“赶超计划”在时间上作一个预期。他宁愿回顾一下历史。
流产的“第一次浪潮”
这是一段已少为人知亦或被人淡忘的历史。时间要回溯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当时，硬件技术和应用发展最快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形的软件市场。但是，硬件销售量的飞飙式增长与1:9的软硬件人才缺口，导致了严重的“软件危机”――无法控制软件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研发无法按期完成、质量不高导致系统故障，等等。为此，包括IBM在内的许多公司承接的大型项目屡遭延期甚至失败。
美国软件需求空前巨大，许多信息技术的次发达国家瞄准了这一“商机”。
正当其时，一位中国软件史上不可抹去的人物，美国知名学者叶祖尧先生带着自己开创的“软件工程学”理论来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计算机领导小组的顾问。此小组为中国第一个由总理亲自挂帅的中央级信息产业专责机构。
在叶祖尧以及钟锡昌在内的一批先进派的力推之下，1982年，由6位总理共同批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软件的专门主管机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中国软件技术开发中心。
一项庞大的“软件发展计划”也就势出炉。
这个计划由4部分组成：一、委托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分别从应届毕业生中培养50名软件研究生，选用美国教材，聘请美国大学教授和SUN等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任教；其二、在北京、上海各圈地一块，拟建大型的“软件工厂”；其三、在美国成立公司（ISSI），专事接单；其四、召集16所高校攻关国家级项目“C软件工程环境”，研发中国自己的软件开发工具。
除最后一项外，计划的框架与现今的“印度模式”几乎如出一辙。而回视我们的邻国印度，2年之后的1984年，在英国完成计算机学业的拉·甘地执掌了政权；3年之后，即1985年，这位信息技术的先进领袖才提出“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印度，这个“穿不起鞋”的国家从此迈出了走向“软件大国”的第一步。
然而，就在印度开始启动的1985年，原本先行一步的中国，随着国家科委领导的更替，1985年，一度轰轰烈烈的软件计划紧急刹车了。中国软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匆匆结束。
原本庞大的规划，仅有“C软件工程环境”项目得以存续。为“软件发展计划”放弃了20多万美元年薪的叶祖尧先生，黯然返美。
叶祖尧先生的弟子、现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总工程师戴国忠先生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最近为软件赶超计划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唏嘘不已：现在我们还在谈论的东西，与20年前的计划何其相似！而中国软件业，已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
遗憾的“第二次浪潮”
但更令人感概的是，中国的软件业错过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未期，计算机在中国的迅速普及拉动了众多应用软件的兴起，中国软件业进入“第二次浪潮”。这是一个盛行个人英雄主义的“草莽时代”。求伯君与WPS、王志东与Richwin、洪以容与“网络蚂蚁”、梁肇新与“超级解霸”等，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话题。
“在1989年以前，我们出现了一批商业性软件公司，有做字处理工具的、做出口的。当时我们的出口是与印度竞争的，基本不相上下。”信息产业部主管软件的副司长陈冲说起这段历史，非常自豪的口气。
“但是，在90年代这个全球软件开始转向产业化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跟上。”陈冲说。以前中国总是将软件理解为科研成果，没有将其视为产品。而要实现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必须具备相关的保护措施，即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速度偏缓，力度也不足，没能跟上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整个政府观念转变不够。”于是，长期处于“盗版”欺压之下的中国软件业，资金循环在“投入”与“产出”的节点上断裂了。
而90年代初，在地球的另一面，一群软件“恐龙”已然长成。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微软、CA、SAP、IBM等一批国外软件商陆续进入中国，而且享受着比本土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中国软件业怀揣一些“小东东”的曾经的窃喜宣告粉碎。
各显神通的“第三次浪潮”？
2000年，中国第一个软件优惠政策即18号文件出台。中国软件的“第三次浪潮”开始。看起来，比前两次浪潮更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企业同样热情高涨。
但是，“中国软件业到底？”我们的企业和政府，现在真的想清楚了么？
去年9月，在北京专门为18号文件的落实工作组织的一次政府与企业交流会中，北京软件工作的主管部门市科委俞主任坦言：“印度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了非常到位的促进政策。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中国自身的特点还研究得不够，政策还没到位，而且比较混乱。”
在将印度软件的成功归结为印度政府的成功的同时，一些知情人士认为，中国80年代第一个“软件发展计划”草草收场的主要原因，在于部门协调不畅和政府力度不够；而在全球软件业走向产业化的90年代，制约我们的软件业跨过“小作坊”阶段的，则是政府相关法规的缺位和执行不力。
而如今痼疾仍在。在科技部为赶超计划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某企业老总斗胆进言：“管理机构不改革，中国的软件业发展不了！”
按照18号文件的规定，软件的归口管理部门是信息产业部。但是，这个软件名正言顺的主管部门却甚感尴尬。
一位信产部官员说：“许多企业抱怨18号文件的配套政策没有到位。但是，科技部管科研，教育部管软件人才培养，计委管规划，外经贸部管软件进出口，税务总局管企业税收，各管一摊。我们是管产业的，既没钱又没权，真是没办法。”
3月20日晚，北京华彬国际大厦“2001年中国十大软件领军人物”颁奖典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邓寿鹏局长慷慨呈辞：“我们的目标是赶上印度！”
远在大洋彼岸、年事已高的叶祖尧先生，如果能够听到中国软件业20年后的豪言壮语，是否会感慨历史与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张静） | | |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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